菊花刀

王玉环

战争从来就不局限于战场。上个世纪40年代初，在美国华盛顿云集了几千名人类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，共同研究德国、日本的民族性格，以便在战争中或战后制定更有效的克敌制胜的策略。这一“工程”催生了两本世界名著，一是弗罗姆的《逃避自由》，一是本尼迪克特的《菊花与刀》。而六七十年代诸如高桥墩《丑陋的日本人》，以及柏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之类，不过是此一研究风气的滥觞而已。

本尼迪克特博士是一位人类学家，她写作这本书并没有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，而是通过对流通到美国的日本书籍、报纸、电影、日记的分析，颇富洞察性地概括出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、文化价值体系等。

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，七八月份，日本鬼子的血腥与残暴充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。对于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，中国人心底仍旧有一道隐隐作痛的疤痕。阅读《菊花与刀》，在了解日本的某些民族性格后，可能会对当年日本鬼子的一些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，以及更“合理”的解释。

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号是建设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我们中国人一般会认为这只是日本对华有领土野心的一个幌子，一种掩耳盗铃的强盗逻辑。但这一理想如果放置在日本传统“等级文化”中来理解，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在日本社会内部历来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与观念，无论高贵还是卑贱，都要“各守本分”，这就是美德，就是善，如果有违反伤害此种等级制度、秩序的言行，那就是最大的耻辱。可以说，日本人对人际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，都是建立在对等级观念的信赖之上的，“日本人是经常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其世界秩序的，……各领域被严密地分成等级。只要‘适当位置’仍被维持着，日本人就一如既往地过日子，这样他们感到安全。”这是日本民族近千年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。

问题是他们从等级观念来看待、处理国内问题那谁也管不着，但非要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事务，就是一种灾难了。二战期间，日本发布的许多外交文件都表现了他们对东亚等级秩序的重视。按照他们理想中的“东亚新秩序”的构想，作为发达国家，日本有义务扶持落后的中国“弟弟”，帮助中国把西方列强赶走，因为中日同属一个人种。日本人是非常“真诚”、“热切”地远渡重洋，到中国来实现他们的东亚新秩序理想的，而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，中国人对此似乎并不领情，中国政府、占领区的老百姓居然会强烈反抗这种“帮助”，在日本鬼子看来这就太过分了。因为在日本人的等级秩序中，中国人是被安排有位置的，尽管低一些，但“安守本分”才是美德，日本人千百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啊，怎么中国人就不遵守这种由强者安排确定的秩序呢？反抗就是在破坏等级秩序，日本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。

说日本鬼子是非常“真诚热切”地在东亚实现他们的“等级”理想，珍珠港偷袭美国是一个证明。日本偷袭美国可以说是二战的一个转折点，日本炸弹一丢，丘吉尔狂喜，希特勒悲叹，蒋介石笑得嘴巴都歪了。这是一着奇臭无比的棋，但日本鬼子竟然下出来了，而且下得津津有味。现在会有人问，如果日本不打美国会怎么样？按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初理想，它不打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要建立“东亚新秩序”，英国人、俄国人都被赶走了，东亚地区就剩下美国还在卧榻边酣眠，那在这一地区谁是老大？不把美国赶走，新秩序如何建立？至于美国强大则非所计也，因为日本鬼子相信他们从事的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，“它将赢得精神对物质的胜利。”

本尼以“菊花与刀”命名此书，因为这两样事物最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：他们既好斗又和善，既尚武又爱美，既蛮横又文雅，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，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……而在侵华的日本鬼子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对精神理想（义理）的热烈追求以及对他人、自己生命的极端蔑视。

日本鬼子当年常常叫嚣“大东亚圣战”，“圣战”是当时日本人最高的“义理”。所谓“义理”，在日本文化里就是你即使不情愿做但又必须去完成的事情，如果做不到就是一种最大的耻辱。日本人不计后果地攻击美国，是完成“义理”—东亚新秩序的建设，虽然艰难、危险，但必须这样去做，即使作出最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。日本历史上流传最为广泛的“民族史诗”《四十七浪人》的故事，是日本民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“义理”的典型，这四十七个人，为了给主人报仇，抛弃了妻子，离开了儿女，失去甚至杀死了父母、亲人，甚至开始为了迷惑对手连武士的尊严也丢掉了，最后集体剖腹自杀。这就是日本鬼子“菊花与刀”的典型意蕴，菊花是圣洁、高尚的，而武士刀却是残忍、冷酷的，两者竟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催生了畸形的文化“怪胎”。

当年日本鬼子挥舞着这把“菊花刀”肆虐亚洲时，他屠戮的不仅是别国民众的生命，对自身肉体的损伤、死亡也是不大在意的。二战时期，日本军队里竟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，也没有正规的前线收容所或野战医院，危急情况下，很多伤兵都是被简单地杀死，这项任务或由军医开枪完成，或由伤员自己拉响手榴弹完事。因为日本人对待伤兵，是一种对待破损物品的态度，破损了就可以扔掉，而且秉持精神超越肉体的观念，日本鬼子要求自己及他人同样蔑视肉体的痛苦或死亡。所以可以说残忍是日本鬼子的“光荣”传统，此种残忍又往往假借某种神圣理念变得异常冠冕堂皇。既然对待自己的肉体都可以这样残忍，那么残忍地对待别国民众又何“乐”而不为呢？德国人可以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忏悔，日本人对“南京大屠杀”的指责竟可以60年置若罔闻，明白了日本人的“义理”观念及“残忍”习惯，国人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，因为残忍在日本人观念里面并不是一种耻辱，而是一种荣誉。

当年日本战俘被遣送回国前，有位外国记者参观日本妇女儿童在北京暂时栖息的营地，发现她们正在大树底下利用简陋的设备上课。那位记者感叹道，“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”。读完《菊花与刀》，这种可怕的印象可能会让你感受得更强烈些。

要破除日本人畸形的历史观、民族观，必须从根上改造日本文化。